馮永鋒

　　□環保作家，北京

　　“公民科學家”

　　科學普及，時逢當今“主動認知時代”，更合意的用法可能是“公眾參與科學”。我很相信，中國正在出現一個新的群體，當前姑且把這個群體稱為“公民科學家”，以對應傳統的“國家科研人員”和“民間科研人員”。

　　而當前又是環境保護的時代，中國人很需要讀一讀中國人自己寫的———或者稱之為“國產”的———環境科普書籍。中國優秀的科普作家不多，中國優秀的環保科普作家更不多。此前我個人認為，著名環保作家徐剛（《伐木者，醒來》）、唐錫陽（《環球綠色行》），大概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值得國人尊敬的兩位。

　　最近我碰到中國科學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先生，發現他具備公民科學家的潛質，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的情懷，因此也許可以很容易進入中國優秀環保作家之列。在讀到他的大作《以自然之力恢復自然》之前，我讀過他的不少文章，像“國人為什么熱衷種楊樹”、“新農村建設需要強調沼氣的作用”、“大樹進城危害多多”等；有很多文章的標題，都是我一直想寫而沒有寫成的；有許多文章的觀點，也是我力圖表達而一直沒有能力表達清楚的；有許多文章的美感，更是我多年來一直追求而經常難以實現的。

　　“以自然之力恢復自然”這么一句繞口的話，猛一聽，沒有什么稀奇；再一琢磨，卻發現這是當今中國自然保護、世界自然保護最應當遵守的原則，而這個原則卻被人壓制（是的，壓制）了幾十年。有太多的人狂妄慣了，不肯承認最簡單的辦法是最有效的辦法、最無為的時候最有為。蔣高明以一個科學家的方式在內蒙古大地上證明了這一公式和方程、定理，為了傳播得更廣遠，他到處辦講座，隨時寫文章，還處心積慮地用這個“方程”寫成了通俗易懂之作。2008年初，《以自然之力恢復自然》總算出版了，按照他的敘述，這本書應當在早一兩年前就成為公眾讀品。可惜，有些事情總是想起來順利，實現起來艱難。好在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因為有許多人，把2008年當成了“中國環保元年”。

　　“環保元年”，大概就是中國開始正視環保問題的第一年，大概也是指全國人民開始正兒八經地思考中國環境問題的第一年，大概也是指中國人開始沉下心來尋找國產優秀環保書籍的第一年。來得早不如來得巧，蔣高明的這本書，就在此時悄悄地由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給印刷出來了。

　　“科學引導下的無知”

　　這本書在中國是值得所有人去閱讀的。我個人認為它是今年中國出版的帶有科普性質的讀物中最優秀的一部。不僅觀點新穎明確客觀公正有效，而且行文也通俗易懂；不僅忠實地表達了一個科學家的良知，而且有極好的證據和實驗來支持他的論述。

　　是的，這本書是我、也是中國環保界一直在苦苦尋求的知音作品。它以足夠龐大的文字量，向國人宣示了一個真理：自然界有其強大的自然恢復能力，過去中國的許多試圖“綠化祖國”、“治理沙漠”的行為方式，從頭到腳都充滿了錯誤與荒謬，幾十年來，我們不僅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而且浪費了無數的自然資源。而導致中國出現這一切惡果的，除了粗暴、專制、腐敗之外，“科學引導下的無知”也要負極大的責任。幾十年來，有許多貌似科學家的人，在干著罪惡的破壞中國生態的勾當，而其做這些事的原因，無一不是因為不正視自然界的本能，不尊重自然界的規律；不愿意沉到自然界中，去認真地向大自然學習。

　　中國人不是不夠聰明，而是幾千年來，幾百年來，幾十年來，有許多人用“正確的方法做錯誤的事”，這比“用錯誤的方法做正確的事”可能來得更加的糟糕，社會的能量被無知的決策和命令給揮霍殆盡，起不到應有功效，制造出無數的“人為天災”。中國的科學家一旦給自己安上了科學家的頭銜之后，勇于承認錯誤的能力似乎就喪失了，勇于辨別是非的能力似乎也在弱化了。他們就像一個人把“對上級負責”和“對下級索取”當成了工作的主要任務，而忘記了人們賦予其“公仆權”、“科研權”，是希望借其聰明頭腦、租其強壯身體、賦予其諸多資源，為公眾利益服務。

　　傾聽自然的聲音

　　其實做科研本來非常簡單，只要你敢于去發現真正的問題；其實從事公共事業本身非常簡單，只要你秉持公共利益大于個人利益；其實自然保護本身也非常簡單，只要你知道人類只是自然界中的一個過客型物種。蔣高明用最簡單的辦法向我們證明了一個道理：當你站在沙漠面前，試圖通過人類的干預讓它“生態恢復”的時候，你必須尊重這個區域“原始能量”和自然本底，你必須激發出自然本身所潛伏的能量，同時把幾千年來疊加在自然身上的人類傷害力因素給考慮進去，然后，你俯下身子，傾聽自然的聲音，摸索自然的脈搏，學會與自然對話，在沉默中領悟自然的傳感。你就一定會得到對待這片土地的正確的方法和態度。

　　蔣高明大概是聽懂自然呼聲的少數人中的一位。他說“沙塵暴真正源頭不是沙漠戈壁，而是因農耕和過牧而退化的草原，以及由于水資源不合理利用而干涸的河床與湖床”；他說“在沙塵暴的源頭干旱半干旱地區，草不但不能被忽視，而且必須被高度重視起來；草原上造林不但不能被提倡，還應當果斷停止，省出大量經費來保護草原進而恢復草原”；他說對草原的破壞，一是“農耕文明”，二是“造林思想”；他說，“總之，恢復草原的最終途徑必須是以生態為主，大大縮減牲畜數量，非常少量的傳統游牧經濟強調質量而不是數量；用新技術提高草原草的利用價值，大力發展舍飼，圍牲畜而非圍草原。這樣，圍欄在草原不但不宜擴大，反而應逐漸減少乃至最終消除。”

　　“科學”這個詞，本來就時刻在提醒人們，對待身邊的萬物，要謙卑一些，要慎重一些，要良善一些，要正派一些，要胸懷寬廣一些。因此，《以自然之力恢復自然》，用將近20萬字的篇幅，記錄了蔣高明在內蒙古渾善達克沙地多年的科研治沙實踐，最終告訴我們一個異常樸素的、原初的，卻在中國淪落了的、忽略了的、長久蔑視的、被欺凌和侮辱的真理：相信自然的力量，它能給你帶來奇跡。這是所有自然保護、環境保護的最基本原理，也是人類的最基本道德。